美国煤炭发展现状

那么，相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，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又将如何推动呢？一个国家是否在生产？一个国家在生产什么？以及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？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与竞争力。

制度方面，近期变革频频，中央政府力推稳增长、调结构、促改革的经济发展目标，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资金运转效率，鼓励债权融资、直接融资，降低金融机构杠杆，淘汰落后产能，并下发了金融行业的国十条。根据中国央行2013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，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.15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2.38万亿，创历史最高水平，其中贷款占比只有50%，同比下降12.4%，其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同业业务投向的源头--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。

虽未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，但出台的经济增长底线和对稳增长的反复强调，已经给国内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。这倒也符合明斯基危机理论的分析，在经济向好，资金宽裕时期，市场容易沉醉于投资获益的欣快感（euphoria）中，推高资产规模，低估风险而高估机会。3月份理财8号文的下发，被解读为控制理财产品投放风险。（所谓大政府，即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大，在国民心目中享有威信，并且手中握有强力的税收大权。根据公开数据，次贷危机前的美国，MBS余额规模从2000 年的3万亿美元暴涨到2007年1季度末的5.98万亿美元，涨幅接近100%。

此外，还有更复杂点的过桥模式，如通过明保或者暗保，让别家银行替自己发行理财产品，然后自己再用买入返售方式买回来，作为风险权重只有25%的同业资产持有。每一次危机的发生，都会催生制度上的变革，因而会带来一段时期稳定而繁荣的发展，比如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产生的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，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多德-弗兰克法案。我国已处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，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需要发生变化，潜在增速已下降。

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负面冲击，包括社会稳定、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。因此，关键不是如何形成对宏观形势的判断，而是如何直面现实进行战略抉择，并采取合适的方式，共度时艰，实现凤凰涅，浴火重生。经济结构是特定经济、社会，甚至政治、文化制度、机制运行的累积结果。我国还需要借助我国特有的资源，在经济和社会上，为通过调整以激发内在增长动力争取必要的空间和时间，成为重获市场信心，在立的基础上真正破的关键。

这既是对过去错误的一种纠正，更是新的发展周期对过去发展周期的一种纠正。构建有助于良性循环的安全缓冲，是保持系统稳定下经济充分存量调整的前提。

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处于我国当前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，我国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：一是拥有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本。如果过于关注物质的生产，忽视了社会需求，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将更加巨大。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。在存在必要安全网（风险基本可控）下的倒逼式改革，可能仍是中国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组织模式。

中国经济的增长，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土地——房地产——影子银行结构。如可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，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、救助等安全网，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、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。追求经济效率的市场引发了不安定的社会，需要社会政策适应并弥补。这个过程中，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，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。

三是需要适应这一阶段老百姓新的需求，特别是对公平正义及安全的需求。二是拥有3.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

又如，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，结合人民币国际化，鼓励企业走出去，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（如现在活跃的印尼、越南、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国家）加速工业化进程，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，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，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。社会需要为这种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。

资源禀赋 （劳动力、资源、环境）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。国际经济复苏迟缓，也处于阶段底部，以及我国经济短周期下行、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等，都加剧了转型的难度和风险。新体制机制的核心，是重塑政府、社会和市场（经济）三者关系。农民减负、粮食丰收——消费增长。还如可发行特别国债，在条件成熟时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等。导致我国经济下行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，也有长期的供给因素。

2002年以来，主要是三个经济循环支撑：土地收入和融资平台——房地产——金融扩张和影子银行。成功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，是要在存量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中，保持系统稳定，并构建新的发展机制。

二是需要将资源从原有的增长结构中转移出来，并配置到新的增长结构中。来源:中国青年报 进入专题： 经济调整 。

专业人才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（建立社会互信为基础）的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。具有明确方向，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领域和机会快速消失，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。

2013年以来，受收入预期和实际增长放缓，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响，消费也不再高速增长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，与世界相联系的增长链条断裂，随后缓慢增长，不再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。机制不会凭空产生，需要在调整过程中形成和完善。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，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，有破才能有立，有立才能真正破，是风险暴露（承担成本）和新机制形成的过程。

经济维持在7%～8%水平的增长，将是常态，且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冲击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，主要是三大转型：农业、农村向工业（渐次经历轻工业、耐用品工业、重化工业）、城镇转移。

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。我国的增长动力结构也已发生转换。

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从粗放走向精细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，以生产为中心转向注重提升生产效率，并以消费需求为中心。为此，充分发挥市场内在压力和动力、政府集中资源的现有能力，正确发挥政府职能，顺应并引导经济、社会转型，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，提高执政效率，是重中之重。

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和风险，共识越来越多。当前我国政府管制、寻租、设租多，但合理规制、公共服务少。三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较低。在经济趋势性下行阶段，结构调整不得不进行部分的存量调整，表现为经济上的去产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。

不论是高速增长时期，还是相对较低增长速度时期，只要系统适应了，都能良好运作，但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过程中。如果系统没有及时转换，过多的资源仍被错误配置到原有增长结构上。

我国需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，接受并适应这种经济增长常态。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些难得的条件，为我国这一重大阶段的体制机制转换创造条件，构建社会、经济和金融三道缓冲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，经济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。我国已结束了高增长的青少年期，正要步入平稳增长的壮年期，但这过程需要面对中年危机：一是需要转换增长机制。